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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制度改革中侦查监督工作的应对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4-15 04:46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司法改革新要求,对现行的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及刑事诉讼证据规则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挑战。如何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是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重要改革任务。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以及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同样提出,检察机关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将对现行的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程序及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必然会对检察机关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如何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对侦查监督工作产生哪些影响,侦查监督工作如何去适应,笔者结合司法实践,谈谈自己的认识。

  “当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从人类文明史中消失后,诉讼便成为遏止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①,现代法治社会中,诉讼制度是对社会正义和公众权利的重要保障,也是不断规范国家司法权力运行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实际存在着以“侦查为中(重)心”的诉讼模式,存在着诉讼“阶段论”、“流水线”等观念,重审前程序,庭审走过场,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之间强调配合多、相互制约弱的现象。这些观念、模式、现象暴露了我国诉讼制度的弊端,近些年来陆续曝光的一些冤假错案也更为直接的说明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的弊病,成为完善诉讼制度、更新司法理念的直接“催化剂”。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显示,仅201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尤其是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呼格案”、“念斌投毒案”、浙江“张氏叔侄”等冤案披露后,从强化审判中心主义角度探讨防范冤假错案便成为一个大的“气候”。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就是要打破诉讼的“阶段论”、“流水线”等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改变以“侦查为中(重)心”的旧的诉讼体制和模式。

  《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这段论述来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就是以庭审作为整个诉讼的中心环节,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都是开启审判程序的准备阶段,侦查、起诉活动都是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依据证据裁判规则作出裁判。简而言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就是要求庭审实质化,提高审判质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通过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讼、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进而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止冤假错案产生。

  目前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而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建立,对侦查监督的超前性、及时性、准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侦查监督的重心要转移到事前、事中,也即在审判之前,要通过侦查监督发现和剔除侦查活动中的问题和瑕疵,为顺利审判做好准备。同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存在认为逮捕的证明标准低于起诉标准的错误认识,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要求刑事证明标准统一到定罪量刑的要求上来,这就对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一是不重视办案程序,片面追求案件实体公正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受到挑战。以往,检察干警往往以内心确信为依据,追求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认为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合法问题,但基于内心确信,在侦查监督与惩治犯罪的两难中选择了后者,不得不迁就一些不规范甚至违法的侦查行为,依然批准逮捕,让有些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环节,出现冤假错案。事后清算时,检察机关会被冠以冤假错案帮凶的坏名。但在“以审判为中心”模式下,全面贯彻证据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严格坚持证明标准,有罪则诉,疑罪从无,讲求庭审实质性,以往实体真实、程序存在问题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律师当庭质疑,导致证据在庭审时被排除。在我国目前阶段,尚未对证据体系建立类似美国“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一些程序上存在问题的证据也不是直接进行排除,而是准许采用“补正”、“合理解释”的方式进行挽救。随着观念、程序观念、庭审实质化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也可能会在证据程序重要性方面做出改变,检察干警必须逐渐转变以往观念,重视程序正义。

  二是检察干警对证据审查、判断、运用的能力受到挑战。检察干警要扭转习惯上逮捕证明标准低于起诉证明标准的错误认识,坚持法律判断上的统一标准,审判之前的所有诉讼活动都要以审判的标准来约束自己。侦查监督部门是刑事诉讼监督的第一关口,也是防止冤假错案第一道防线。第一关把好了,侦查活动就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第一关失守,侦查活动就会偏离轨道,冤假错案就难以避免,司法公正就难以有效维护。司法实践中,大量冤假错案都是侦查人员在有罪推定思想主导下违法办案和违法取证造成的,表现为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隐匿关键性证据、选择性收集证据等情形。侦查监督作为刑事诉讼监督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能够及时排除非法证据,切实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把关、过滤、纠错功能,就能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能避免浪费诉讼资源,避免非法证据可能给司法公正带来的危害。我们不能期望冤错案件要通过“死者归来”或“真凶再现”等极为偶然的因素才能得到发现和纠正,这不仅是当事人及其家庭的灾难,更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严重破坏。因此,侦查监督工作要发挥防止冤错案件前沿关口的作用,以监督纠正违法取证为重点,把防范冤假错案作为生命线,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这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是对现有检警关系的挑战。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监督具有书面性和滞后性,监督效果不佳。实践中,侦查机关即使在侦查活动中有不规范乃至违法的行为,在大多情况下问题会被掩盖起来,仅通过卷宗审查,检察机关很难发现问题。而目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方式恰恰主要围绕卷宗展开,故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也主要依托于卷宗,这种书面式的监督很难发现隐藏在案卷后面的问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一般的案件检察机关基本不会提前介入,一旦公安机关出现了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很难及时掌握,即使事后通过监督得以纠正,也往往会被律师抓住小辫子死缠烂打,庭审效果极差。因此,如何加强对侦查活动的事中监督应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加强立案监督。立案是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启动的标志。为了防止侦查权借追诉犯罪为名,过多、过分地干预公民的日常生活,就要求追诉活动必须按照法定的启动程序才能进入刑事诉讼,并“由此促使事实层面的刑事追诉活动与法律层面的刑事追诉活动区分开来”。②这个启动程序在审前程序中就表现为立案。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案不立”、“不破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但是这项权力的落实则差强人意。因此,应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之后,应当将相关情况通告给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立案后又撤销的,或者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公安立案后又撤销的,都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检察机关决定立案或不立案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意见,然后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

  二是加强侦查监督和强制措施的审查。由于足够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在侦查权中的失位,公安机关可以任意启动侦查程序而不受任何制约和限制,并且有权独立决定适用除逮捕之外的强制措施。此外,公安机关有权自行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行为,有权任意侵犯公民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可以说,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侦查机关的自律,而游离于外部监督之外。这些情况导致实践中非法取证、刑讯逼供、滥施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现象屡禁不止。由于检察机关很难在侦查过程中直接介入侦查,导致侦查监督的滞后性。为此,检察机关开展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不仅仅是为侦查机关排难解惑、引导取证,更为重要的职责是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保侦查权依法规范行使。同时,加强检察机关对非逮捕类强制措施的监督。侦查机关凡拟采取拘留措施、延长拘留期限至30日的,须报请检察机关审查。侦查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扣押、冻结等涉及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后,必须报检察机关审查,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权对此向检察机关提出异议,检察机关可以作出撤销有关强制措施的建议。

  三是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构建新型的侦诉关系,并不是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两个权力主体之间建立管理关系,而是为了适应庭审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合理科学的关系,也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既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实施侦查监督职能;也是合理取证,保证案件质量的有力举措。完善检察引导侦查模式运行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建立侦查信息输入制度。建立公安机关重大侦查行为向检察机关备案制度、检察机关及时了解侦查情况制度、综合情况定期报送制度等。对于重要的特别是涉及人身自由、财产权益的侦查行为,公安机关必须向检察机关介绍情况并备案。当侦查工作发现新证据、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等足以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时,公安机关也应当向检察机关备案。其次明确引导侦查案件的范围。包括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督办及关注的案件;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和公诉部门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立案监督案件和公安机关要求或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指导侦查的案件。最后完善引导侦查的内容。包括提出侦查意见和建议,确定取证方向,完善侦查方案;对侦查机关依法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完善证据体系提出要求;要求侦查机关对案件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并提出纠正意见,限期纠正;指导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同时建立预约指导、现场指导、审查指导、跟踪指导、现场指导、主动指导、紧急指导、巡回指导、派驻(社区)检察室指导等方式。需要明确的是,检察机关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过程中要注意检察权行使的边界,不能越位,防止介入太深,跳不出侦查的圈子;更不能替代侦查,让侦查部门产生依赖心理,必须牢牢把握和尊重侦查活动的专业性和侦查规律,合理界定侦诉关系。

  《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重新配置司法职权,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侦监部门要深刻认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更加注重办案质量,更加注重保障,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监督不够有力的深层次问题,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确保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法庭的检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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